中國地方性公共產品供給法律制度研究——以社會治理方式轉型為背景.pdf

1、亞里士多德曾經(jīng)將人類的知識分作三大類，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和技藝205。嚴格說來，即使在歷史上，任何學科都或多或少地同時具有這三類知識。這一特點在當今時代也許尤為顯著，知識的分類與學科的分類已經(jīng)交叉了。因此，波斯納曾經(jīng)詼諧說道，即使法學家是一位社會清潔工，他們也不應只能固守傳統(tǒng)的掃帚和拖把，而不能使用其他更為便利和有效率的工具。206確實，真實世界在學科層面上必定是多維度的，無論是老子、孔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馬克思或韋伯，我們都很

2、難給他們做一個精確的學科分類和定位，我在文章寫作完畢后，也就斗膽自謙認為，本文也是一篇為生活而產生的學術文章，是在問題的導向下，努力撕破繭縛，實現(xiàn)自我的超越，本文不是純粹理性的研究，而是更多表現(xiàn)為實踐理性，并摻雜著技術性活路。與其說，這是一篇包著法律外殼的經(jīng)濟學社會學文章，不如說，這是一篇蠶食和利用了政治經(jīng)濟學和社會學的法學文章。這是從公共產品需求與供給關系的角度探尋社會成員發(fā)展權如何實現(xiàn)的探索和追問。顯然，這并不能在經(jīng)濟法的體系、甚至

3、不能在整個法律體系中自給自足地予以證論，而必須求諸于外在的社會空間，通過與社會現(xiàn)實的互動而彰顯。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遷正是一個可以凸顯經(jīng)濟法功能的實證領域。本研究主要內容包括：
　?、殴伯a品法律制度是在變遷中回應社會治理方式巨大變化的法律制度。公共產品供給法律制度生存的環(huán)境它不同于民法中的合同行為、婚姻關系等，在形成后就綿延生機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不會有大的變遷。隨著社會的生產方式正在發(fā)生一場深刻而巨大的變化，經(jīng)濟關系和社會關系

4、處于不安的變動甚至是變革、動蕩之中，公共產品供給的法律制度也經(jīng)歷了從公民自給到政府供給，再到市場供給，直到現(xiàn)在的多元供給的多個類型。公共產品法律制度作為經(jīng)濟法的重要部分，正是具有回應型法特征的法律體系，因為它強烈地回應著經(jīng)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并以回應性方式提高自身運行的合理性和實效性，以求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中把握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xiàn)。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環(huán)境和社會關系的聯(lián)系更為復雜，與社會的政治和經(jīng)濟有著深刻而密切的聯(lián)系。在當前中國，社會關系

5、處于轉型和變遷當中，這是法律制度實施的邊際環(huán)境，而邊際不斷的變遷最終形成法律制度的變遷。換句話說，法律制度在變遷過程中不斷回應著社會的要求，連續(xù)地實現(xiàn)著從不穩(wěn)定到固化的過程。社會治理方式的巨大變化是公共產品法律制度不斷變遷的內生動力。社會治理社區(qū)化作為我國改進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其功能主要在于：一是可釋放積聚己久的社會壓力，政府通過社區(qū)供給公共產品，重塑政府與社會成員問新的對話平臺，修復政府與社會成員的溝通機制。二是促成政府職能轉型，在

6、多元主體中推動“大政府小市場”轉身為“小政府大市場”，有效合理分配資源，了解社會成員具體需求，彌補公共短缺。
　?、乒伯a品法律制度雖得到了憲政安排，但卻在部門法出現(xiàn)了制度性短缺，這形成了公共產品法律制度的框架化與空心化。公共產品供給法律制度是以公共產品為切入點，對國家權力與職能予以重新定位，對公民權利內容予以合乎實際需求的理性保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公民基本權利的規(guī)定構成推進公共產品消費均等化主要的法理基礎，并逐步形成了

7、公共產品供給的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并不足以支撐和回應社會不斷進步和社會階層不斷分化后，社會成員對公共產品的新需求，以致社會普遍感受到公共產品數(shù)量的短缺。實際上，我國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固然有經(jīng)濟總量不足帶來的束縛，但更深層次卻是制度性短缺帶來的供給短缺。制度性短缺的關鍵問題在于政府轉型缺乏缺乏項層設計，各類公共部門的改革缺乏統(tǒng)一安排，部門問的博弈使得政府職能轉型遭遇阻力，本應轉型用于公共事業(yè)的資源被投資于競爭性領域。一是把本應在全國范圍內

8、統(tǒng)一供給標準的公共產品放權地方，致使這些公共產品的供給出現(xiàn)了明顯的供給不平衡甚至不平等。二是將本應由地方供給的公共產品上收至中央，地方性公共產品缺乏相應的制度載體，使得基層社區(qū)公共產品供給短缺政治類、經(jīng)濟類和文化類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尚未理順。
　?、枪伯a品法律制度應建立應以社會成員需求為導向的目標和原則，實現(xiàn)社會成員的發(fā)展權，易言之，只有滿足需求信息的決策才是有效益的決策。本文首先從公共產品法律關系的需求主體著手，研究了需求主體

9、的權利現(xiàn)實狀況和對發(fā)展權具體期待，以及需求如何表達自己的需求，將需求的信息傳遞給對方，防止信息的扭曲；接著，從公共產品法律關系的供給主體入手，研究了如何將需求主體的信息銜接到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當中。但是，不論是否有明確的法律目標和條款規(guī)定，供給主體都有可能出于其他利益的考量而扭曲執(zhí)行法律規(guī)定，幫助社會成員實現(xiàn)發(fā)展權的需求，因此，在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內部，存在著道德風險，而這種道德風險是社會成員難以控制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實行一種激

10、勵機制，使供給主體采取正確的行動。
　?、仍诠伯a品供給中建立多中心治理秩序，從而在憲政維度限制政府權力與轉型政府職能，并實現(xiàn)社會成員的參與權，促成社會成員參與公共產品決策。公共產品法律制度應向社會成員提供符合我國特有社會特征的集體消費單位作為公共產品供給的中介者。這個集體消費單位應該符合多元化秩序，有利于社區(qū)成員公共產品需求傳遞。圍繞集體消費單位這個中介，可以建立起有利于社會成員需求表達的公共產品供給和決策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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