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勞資關系集體協商制度實施、評價及創(chuàng)新研究.pdf

1、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我國的勞動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勞動關系矛盾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集體協商制度越來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同時，關于勞資關系集體協商制度的研究也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雖然在我國系統(tǒng)性推動集體協商制度的實施已經有將近20年的歷史，但對其展開的理論研究卻還相當不夠。鑒于此，本文遵循“理論—動機—行為—績效—改善”的基本邏輯框架，探究推動我國勞資關系集體協商制度實施的動因，揭

2、示該制度體系在我國實施、變遷的路徑和趨勢，對我國集體協商制度實施效果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促進我國集體協商制度創(chuàng)新及改進的有效策略。
　　(1)“制度需求快速響應—勞資社關系和諧度最大化”動因模型構建。在一般性分析框架基礎上，以制度非均衡為直接誘導或擾動、以勞資社關系和諧度最大化為根本驅使構建出在內外動力共同推動下的集體協商制度實施動因模型。為了進一步得到各動力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基于模糊聚類分析法并

3、結合問卷調查數據獲得全體動力因素的歸類結果。研究表明，總體上來自政府層面的動力因素重要程度排在前列，而來自資方的動力相對不足。
　　(2)集體協商制度變遷及其機理分析。我國集體協商制度變遷可以劃分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前的集體協商制度變遷和伴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集體協商制度變遷這兩個大的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集體協商的結構、主體及內容存在著較大差異，然而政府主導始終是各個階段所體現出來的顯著特征。研究發(fā)現，集體協商結構正經歷著從企

4、業(yè)集體協商向企業(yè)集體協商和區(qū)域性行業(yè)性集體協商并重演變;就集體協商主體而言，行業(yè)工會組織發(fā)展相對較快，雇主組織發(fā)展則較為較慢，但是在總體上都滿足不了實際需要;集體協商內容從最初的勞動報酬、工作時間轉變?yōu)榘▌趧訄蟪?、工作時間、休息休假、保險福利、勞動安全衛(wèi)生等綜合性內容，然后逐步突出以工資為主。研究表明，勞動關系系統(tǒng)及集體協商制度體系在運行過程中會因內部各種矛盾和沖突產生熵增效應，一方面應當采取有效管理措施盡量減少內部矛盾，化解沖突，另

5、一方面從外部環(huán)境引入有利于系統(tǒng)有序變遷和發(fā)展的負熵流即利好的外部因素是非常必要的。
　　(3)集體協商制度實施效果及其影響因素實證分析。首先，構建了勞方、資方、政府、外部環(huán)境及通過集體協商進度對協商效果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了若干研究假設;其次，在問卷調查、數據收集及信度與效度分析的基礎上，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若干假設進行了驗證。實證結果表明:集體協商制度在所調查企業(yè)中的實施效果大體處于較差水平，勞方、資方、政府、外部環(huán)

6、境對集體協商制度實施效果產生直接影響，并通過協商進度產生間接影響，協商進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4)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集體談判制度比較分析及其啟示。研究表明:各國都將集體談判制度作為確立勞資關系秩序、維持勞資關系和諧的有效協調機制;政府一般不干預具體的集體談判過程;從結構方面看，大部分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集體談判多由全國級、產業(yè)或行業(yè)級、企業(yè)級三個層次互補而成;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都通過法律對關于集體勞動爭議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