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經學詮釋學思想研究——論以“理”求義的本體論詮釋學_22488.pdf

1、以“理”求義是北宋經學詮釋學中實現(xiàn)儒家經典意義變古與創(chuàng)新的一種重要方法論。在這一釋經的方法論中，就儒家經典文本意義的提取呈現(xiàn)出顯在的本體論詮釋學思想。本文正是據守這種釋經方法論中的本體論詮釋學思想，以比較詩學與比較古典學為研究視域，對宋代四位學者的經學詮釋學思想進行了體系化的研究。“緒論”部分闡明了本文以“經學詮釋學作為中國詮釋學主脈”的研究立場，并對與本文選題具體相關的學術研究進行綜述。主體部分分為四章，分別圍繞北宋經學變古時期開風氣

2、之先的歐陽修(1007-1072)的《毛詩本義》、蘇軾(1037-1101)“推明上古絕學，多先儒所未達”的《東坡書傳》、作為熙寧變法之淵源的王安石(1021-1086)的《周禮義》以及闡發(fā)《周易》之儒理最為正宗的程頤(1033-1107)的《周易程氏傳》，以西方詮釋學理論、相關詩學理論及東西方經典注疏傳統(tǒng)為比較研究的參照，深入抉發(fā)一些具有核心性的詮釋學命題及其潛在蘊含的豐富詮釋學思想。結語部分結合個案分析，綜述以“理”求義的經典意義生

3、成特質，及其在北宋經學詮釋學由“注經”轉向“解經”之發(fā)展過程中的生存論意義。
　　從學術價值上看，當下比較文學在國際的主流是比較詩學，本文從20世紀西方重要的詮釋學理論思潮形成的視域，反觀中國本土的漢語文化傳統(tǒng)，對北宋經學詮釋中提出的重要命題進行理論潛質上的抉發(fā)，有助于揭示中國詮釋學潛在的理論特質，為構建中國經學詮釋學的理論體系以及東西方詮釋學的溝通對話提供新的研究視野。同時，本文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

4、89-1976)的存在論詮釋學作為主要的研究視域，一定程度地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對于技藝論與方法論的偏重，有助于突顯儒家經典詮釋在意識形態(tài)權力話語的建構形成中具有的重要生存論價值與意義。
　　在研究對象的定位上，本文力圖走入東西方經典的“注疏傳統(tǒng)”，一方面把“以‘理’求義”作為研究切入點，對以往研究中容易被忽視，但有著重要貢獻的學者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的詮釋個案投以重點的研究關注，有助于疏通北宋經學詮釋學思想的發(fā)展脈絡;另一方面，也

5、將東西方經典“注疏傳統(tǒng)”在本體論與存在論層面的交匯之處予以關注和探討，特別是引入了基督教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與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圣經》解釋的原典，以及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約公元1世紀）對于荷馬史詩的詮釋原典等作為研究參照，有助于拓展中外詮釋學比較研究的論域。并且，本文在詮釋學研究個案的選取上，關涉了《詩經》、《尚書》、《周禮》與《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