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傳播與隋唐時代的國家認同建構.pdf

1、回顧中國的歷史，傳播與古代中國的自我身份感和國家想象自始至終都發(fā)生著或強或弱、或暗或明的聯系。本選題將采用歷史研究、文本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擬以公元五世紀中葉期至唐朝終結這一歷史時期較典型的政治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活動為研究對象，旨在考查兩個問題：其一，隋唐帝國領土范圍內的不同人群，其在客觀上實現族群凝聚和社會結構整合的同時，主觀上形成“中國”自我意識和共同體想象的演變模式；其二，隋唐帝國作為前近代國際關系中的國家行為體，其是如何在中外交

2、往的現實關系和秩序中逐漸建構形成“中國”的社會認同的。古代中國的政治傳播主要涉及，官方信息的發(fā)布、官方對傳播渠道的建設、官方主導性社會規(guī)范和文化政策的推廣、祭祀活動等等。古代中外跨文化傳播主要涉及外交文書、互市、朝貢、和親、留學遣使、宗教、通婚等等；民族間的跨文化傳播則涉及外族內附、移民、通婚、擔任帝國的功能性群體（蕃將胡兵）等。研究內容具體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1）對隋唐帝國之前，中原社會曾經出現過的“中國”觀念和族群意識進行考察研究

3、；（2）隋唐中國的政治傳播與“王畿——基層”的整合：政治認同的建構與統(tǒng)一國家的想象；（3）隋唐中國的地方文化交流與“南人——北人”的融合：地方意識的消解與統(tǒng)一中國認同的建構；（4）帝國族群間的跨文化交流與“華——夷”族群的凝聚：華夷觀念的變化和中國“我群”意識的演化；（5）唐帝國的對外傳播與“中——外”關系的調整：前近代國際關系中的“中國”社會認同建構
　　在公元六世紀末，在歷經魏晉南北朝三百余年的離亂之后，隨著楊隋完成重新統(tǒng)一中

4、國的功業(yè)，中華第二帝國（費正清，2002）繼而在唐朝得到了復興。基于帝國四通八達的水路交通驛道和古代國家相對成熟的政治傳播的系統(tǒng)，帝國復興呈現出的突出局面就是，國家整合、族際凝聚和跨文化融合這三大趨勢的大大加強。從傳播學的意義上看，有效的政治傳播能力和架構大大提升了國家結構的密合度，發(fā)達的交通促使了資源、思想的流動共享。多元化、高頻度的族群間跨文化交往在客觀上擴大“中國”外延的同時，也在主觀上對中原社會的華夷“我——他”觀念造成了重大影

5、響。原生華夏文化的發(fā)展、多元族群的文化混血以及
　　政治結構的一統(tǒng)化，三者相互作用，使盛唐時期的“中國”在國力鼎盛的同時亦累積了令后世稱羨的文化“軟實力”。甚至是在國力衰微的唐帝國晚期，這種文化“軟實力”依然持續(xù)地發(fā)揮著影響力。
　　在前近代君主國家體系中，隋唐帝國時代中外交往的現實是，一方面，在盛唐時代，“中國”基于文化軟實力而獲得了絕對性的國家威望和話語權，這促成了其在現實外交中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維

6、的《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轉引自[清]紀昀（集部），2007:291）的景觀。另一方面，唐中后期由于國力日微而導致的中外秩序的變化，使得中國原本的“核心帝國”的地位逐漸被弱化，處于與吐蕃“敵國”關系背景下的唐帝國不得不以妥協(xié)的態(tài)度頻頻結盟求安。基于兩極化“中——外”關系現實在互動中所協(xié)商形成的意義，“中國”作為國家行為體的自我觀念開始逐漸由核心主導式的“中華”/“華夏”認同轉變?yōu)橐詤⑴c主體式為特征的“唐家”/“唐”認同?；凇爸袊?/p>

7、”的集體認同與社會認同之間的互構作用，更由于外來“共同威脅”的激發(fā)，更為強烈的共同體意識——“中國”民族意識，也因之開始在唐人的文學文本之中呈現。
　　綜上觀之，不論在時間進度上還是在空間廣度上，傳播活動都會不同程度地對原生社會結構的整合和調整產生累積性的作用。傳播主體間的信息流動和經驗共享，很大程度上會對參與群體的身份感和歸屬感進行持續(xù)性地加工，進而逐漸建構和強化其對于“我群”的意義和國家觀念（集體認同）。一方面，隨著中原社會族